一时间整个文化思想界，比之明末的时候更加混乱，简直是乱成一团。
奇葩学说涌现不停。
整体上又受拘于先天不足，破而后立一直没出现，倒是都破的差不多了。
从孔孟到阳明，各家学派互相喷，互相拿着放大镜找不足，真真的群魔乱舞八十年。
除了不敢否定“儒”这个绝对的政治正确外，打着儒学之名的各种学派结社立说，各显其言。
大顺官方摆出姿态，要用宋时的永嘉永康学派，事功之学，这几年才总算是止住了思想的大混乱。
可这也只是表面的平静，平静之下，暗流涌动。
朝中有西法党与守旧党之争，也有北儒和南儒之争。
永嘉学派诞生于工商业发达的浙东，悲愤于靖康之耻和南渡不北伐，又极为事功，认为义利之辨需要细究。
等到大顺选用其为官方意识形态，整个国朝的环境基础又和宋时完全不同了。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南北边各自都有对浙东学派的解释，互相都不认为对方是对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点不会错。
北方人目睹了明末土地兼并的可怕，亲历了空谈心性的无用，见证过失地流民的惨剧。
北方派颜元痛斥“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
提倡直接跳过宋儒理学，复归到原教旨的春秋之儒。
甚至认为作为儒生，要“习礼、歌诗、学书计，举石、超距、击拳，率以肄三为程，讨论兵、农，辨商今古”，不但要学诗歌礼仪，还要学数学、打拳、身法、武术、兵法、农学……
但在土地政策上，见识过北方流民之苦的这一派，是有激进复古“井田”的想法的。
尤其是一些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圈地运动等见闻、带来了乌托邦等小册子后，这种恐慌更甚。
即便不可能全部复古井田，但最起码的抑制兼并等要做好。
不允许大规模雇工，也不允许工商业过度发展，以免出现大顺版的羊吃人。不过总算还没复古到封建封君这一步。
对于朝廷以事功学派为官方学问，北方学派也是支持的。
认为“如果陈亮的学问能够大兴，虽然不免夹杂霸道，非是王道，但至少苍生能幸运点。可惜是朱熹等人的学问大兴，以至于朝代交替，世道沦落如此。”
对于朝廷在武德宫试行三舍法，北方学派也认可。
认为这复古复的还不够，也不应该只在基本盘里试行。
应该复到范仲淹庆历兴学时候的苏湖教法，学堂分经义斋和治事斋：学校既要教经义，还要教兵法、治民、算学、水利、天文、农学、击剑等。
以经义为主修，以治事为辅修。
主修经义加一门选修辅修，必须都合格才能晋级。
从而让每个读书人学成之后，就能干正事，而不是整天就知道辩经，正事啥也不会。
高呼：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颇有些砸碎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意思。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朝廷养一套做基本盘的三舍法，已经耗费太多。
若是全国兴学，搞分斋教育，只怕要把户政府尚书大人的裤子当了。
没钱。
至于南方学派。
他们扎根于经济发达的江南，那里的萌芽已经有所体现，他们对于浙东学派的解释，更趋近于“农商一体、发展工商、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
甚至有一些人认为，国家应该进行币制改革，一方面试着复用交子纸币，另一方面也应该适当学习西洋人，铸造银币。
至于开海、通商这些事，他们也是支持的。
当然，他们也反对收重税，更反对皇家垄断经营。
对“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这件事，他们说的更加直白：
什么狗屁义利之辨、本末之争？不过是一些人想要掠夺国家财富以为私用。如果说抑商真的是为了义，也就罢了。但看后来的表现，把商人之利掠为己用，这哪里是义呢？分明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却要说是为了义，真是既当又立。
至于是哪些人……倒也没说的太直白。
但问题在于他们暂时也还是破而不立的阶段，对于经济学处在一个模糊朦胧的概念。
再加上他们其实不反兼并，认为兼并之后的人可以从事工商之利，这在此时就有些过于激进。
这要是敢用，北方可能又得吃他娘喝他娘。
这种经济基础差异产生的南北之争，成为了两方争夺“浙东学派正统注经人”的根本矛盾。
大顺是见过兼并之后流民遍地的，也是靠这个起家的，南方学派也只有个朦胧印象，根本没成体系，自然不敢用。
文华之盛，始在江南，财税重地，有钱文化就昌盛。
北学派与南学派双方矛盾日深，不管是对外政策、贸易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等等，都各执一词。
至于官方意识形态到底选哪一种，到现在仍旧没有定性。
这种明末的思想大解禁和大混乱，至今还没有结束，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正统学问。
破是破了，立却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