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母亲把一片雪白的绸缎递给父亲，那上面是一片殷红的血迹。父亲看完了就哭了，说你何必这样为难自己呢。
母亲坦然说道：‘找你我知足。’她在那片绸缎上，围着血迹绣了一片枫叶。藏在衣柜的最下面，小时候，我问母亲，那是什么。母亲告诉我说，那是她的青春。
婚后，母亲身体一直不好，总不怀孕。她自己很着急，读父亲的中医书，学会了把脉。常言道，医不自医。母亲不管这个，经常给自己把脉，开方子，喝中药。结婚两年之后，才有了我。当她知道，自己生了个女孩的时候，痛哭流涕，内疚地对父亲说：‘其实，我是想给你生个儿子的！’
父亲拉着她的手说，没事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女儿。
母亲这才不哭了，说你给女儿起个名字吧。
我那个早逝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叫做何绍海。我出生的时候，院子里的秋海棠正在开花。父亲想了想，就对母亲说：‘这小丫头就叫何绍棠吧!’
我上小学的时候，母亲给我把上书皮，用毛笔写上科目的名字，一本书换一种字体。我们学校的校长看到母亲的字迹后，往我们家跑了好几次，邀请母亲去学校当老师。那个校长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本是大学的教授，后来被下放到农村，一呆就是几十年，我们村出的大学生，全是他教过的。他去我家，对母亲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国家总有一天会看到基础教育对于民族发展的重要性，你来学校吧。
母亲被他说的动了心，想去学校教书。但是，跟父亲说了这件事以后，没想到父亲对她大发雷霆，说难道我连老婆都养不起吗，要你出去抛头露面赚钱？
母亲知道，父亲心疼她，怕她累病了。所以最终也没有去学校，留在家里，每天给父亲洗衣服做饭。
我修完本科课程，去医院实习的时候，母亲病危了。我匆匆忙忙赶回家，母亲已经快不行了，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父亲为了给她治病，家里的二层小楼都买掉了，可惜没有用了。有一天晚上，母亲忽然清醒过来，神采奕奕的样子。她问我，有没有找到男朋友。我说跟一个脑科大夫正在交往，他的条件非常优越。母亲摆摆手，对我说，条件优越的男人不一定对你好，找个知冷知热，对你体贴的丈夫比什么都强。女人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选对男人，然后，一心一意地跟他过完一辈子。第二天，母亲就去世了……”
说到这里，何绍棠就哭了。我把她紧紧搂在怀里，轻声地安慰她。
过了一会儿，她的情绪平稳了，擦干眼泪。肿着双眼看我，良久，问道：“延飞，我选你，选错了吗，你值得我一心一意地跟你过一辈子吗？”
我无言以对。
其实，我知道，只要我说一句：“绍棠姐，你选我，是绝对正确的，我就是那个值得你一心一意地跟他过一辈子的男人！”那么，何绍棠会死心塌地的相信我的话是真的，或者说，她会强迫自己相信我的话是真的——女人总是感性的动物，有时候为了逃避残酷的现实，宁愿相信虚伪的假话。
但是，面对善良的何绍棠，我连说假话的勇气都没有了。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我不知道！”
何绍棠变得很失落，却什么都没说。
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何绍棠蜷缩着身子，背对着我。夜里一点多，我起来上厕所，回到床上，习惯性地把她搂在怀中。
“延飞……”何绍棠小声地叫我。
“干什么？”我迷迷糊糊地答应。
“你说，咱俩最终能走在一起吗？”
“为什么这么问？”我清醒过来。
“我30岁，你24岁。常言道，女大三，抱金砖。女人比男人大三岁，已经是常人能接受的最大极限了。我比你大六岁，也许，咱俩将来会因为岁数不般配而分手。”
“别瞎想了，快睡觉吧！”我有些莫名其妙的心烦。
何绍棠不再说话了。
第二天早晨，我醒过来的时候，何绍棠已经去上班了，中厅的饭桌上摆着新买的豆浆和油条，她睡过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我伸手摸了摸她的枕头，上面湿乎乎的。我想，她可能是哭了一夜。
我吃过早点，去医院上班。上午十点钟的时候，120急救中心接到求救电话，说是城郊的104国道上发生一起车祸，有人受伤。我跟着急救车出诊，到了现场才发现，那真是一场人间悲剧，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横穿马路时，被一辆过往的卡车撞倒，身受重伤。那卡车都没有停下，直接逃逸了。男人躺在马路上痛苦呻吟，但是没有人管他，过了半个多小时，才有好心人报警，打120急救电话。可是，等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人早已经断气了，一大片殷红的血迹凝固在马路上。我们把死者直接拉到了中心医院的太平间。不一会儿，闻讯而来的死者家属赶到医院。他的老婆趴在死者身上，哭得肝肠寸断。
我转身离去，默默地对自己说：“不过是一起意外的交通事故，不过是一个没有良知的肇事司机，不过是一个倒霉的受害者，我不生气，我不伤心！”话虽如此，我最终还是忍不住哭了——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下午，又接了一个交通事故的活儿，那是一个五六十岁的大老板，开着车接打手机，躲车的时候，方向盘没打好，直接撞到了树上，安全气囊弹出来，手机天线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