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蜜不屑地：“那只能说你没见过世面！我要是和她一样出生在本地，什么事都不需要自己打拼，初中毕业就可以比内地来的大学生工资高两三倍，还不算外水，我比她还好呢！”撂下这句话，便摔门而去。
我委屈地说：“卫梦，她怎么这样说话啊？我哪里得罪她了？”
卫梦撇了撇嘴：“你是高中她是本科，你22她25，你俩职位却是一样的，她心理不平衡呗。”
我无语。原来别人对你好不好，并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啊。忽然就想起孟小姐和针织三厂办公区的那些人。虽然孟小姐对我现在还行，但以前我和他们应该不存在任何微妙的关系，为什么他们也对我不友好呢？可想破了脑袋，我也想不明白。
自从我搬到职员楼后，我在二楼沈洲在三楼，和他交往的次数明显多了起来。他同宿舍的韦驿周六便会去广州，但就算韦驿去广州，他也从不让我在他房间过夜，说怕传出去对我影响不好。这竟然让我对他充满感激，他真是为我着想啊。只是每次进他房间，我都有一种做贼的感觉。
所以我和沈洲能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每次见面，他还和以前一样，除了莋爱就很少和我说话，不是看书就是喊累。对于莋爱，我真的提不起一点兴趣的，因为我无法从中领略到什么乐趣，一切只为让他开心。
每天他都喊累，这让我很生气，有一次再也忍不住了，坚决让他陪我说话：“累，累，你比我还累吗？我每天都要上到十点呢？”
他便可怜巴巴地说：“你身体好，我身体不好，容易累。”
一看他那可怜巴巴的样子，我的心就软了，叹了一口气，不再坚持。也许，他真的是身体不好容易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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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他的所谓身体不好还能让我忍受，那么最让我郁闷的是，虽然人人都知道我们的关系，但他从来不向外界明确表明我们的关系，在公共场合尽量避免和我走在一起。他解释说，因为我刚升职影响不好。但我又不笨，时间久了便知道，他不愿意在公众面前承认我们的关系，就说明不想和我有太长远的发展。几次我想过离开他，但我己是他的人了，如果离开他，还有谁会要我呢？
生活上是如此，工作上，沈洲更是刻意和我保持着一定距离，有时看我受欺负，他也视而不见。时间久了，珍姐他们就更加有恃无恐了。
那天，珍姐自己把一份很重要的文件锁进抽屉，却硬说我没有给她。所有的人也都帮她，差点把我气哭了，最后她自己在屉里找到了才作罢。她轻飘飘一声“对不起”就把我打发了，我委屈地要死。一抬头看见旁边的沈洲，原想他能为我说句公道话，但他却象没看到一般，反而若无其事地走开了。
再见面时，我便想向他诉说委屈，他却搂住我又想动手动脚。因为心情实在不好，这次我没有象以前那样顺从，而是生气是说：“你见到我除了那事就不能做点别的吗？”
他这才住了手，漫不经心地问：“怎么啦？脸色这样差。”
我委屈地说：“你又不是不知道，虽然现在孟小姐对我好了点，但我总感觉心里不踏实。针织三厂办公区的人也都和我做对似的，我又没做错什么？”
沈洲笑了笑：“你还不知道啊，孟小姐是丁厂长的人，丁厂长是香港总部派来的，和高总关系一直不好。一山不能容二虎，他们总有一个人是必走无疑的。”
我吃惊道：“那为什么高总还叫我做孟小姐助理？”
他不满地说：“你真笨，说白了，你就是高总安插在孟小姐身边的密探。”
“密探”这个词刺激疼了我，在我心里，只有坏到不能再坏的人才会做“密探”的，并且做“密探”实在和“走狗”没有任何区别，难道我是“走狗”，我不由恼羞成妈道：“不可能的，高总能做总经理，一定是非常英明的，一个非常英明的人，怎么会做这种卑鄙的事情？是你太小看别人了。”
沈洲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如果不是这样，那你想想，他为什么要安排你做孟小姐助理？如果不是他安排你做孟小姐的助理，你一个高中生，一个普通车位，要是靠在车间一步一步往上升的话，就是头发都熬白了，也未必能做到那个位子呢。”
他的话再一次刺伤了我，但我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是事实。我紧咬着嘴唇，无力地辩解道：“高总说是丽娟叫他照顾我的，你忘了，我和丽娟是好朋友呢。”
沈洲冷笑一声：“天真！丽娟在他们眼里不过是生育机器，是他们花钱买去的，高家根本不会把她放在心上，连她都不放在心上，会把你放在心上吗？”
我彻底无语了。
185。
忽然就传来两个消息，一个是非典疫情有蔓延的趋势，另一个就是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对于非典，我们知道的依然不多，厂里除了发放通告停止招工并让我们减少外出，没有特别的指示。但从厂里四处飘散的醋味和饭后提供的凉茶，我们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更严重的是，村口每天都在查暂住证的治安员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身着制服人在查车。
听同事说，查车，主要是查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等等。据说外地牌照摩托车比本地还多，但只要被查到，一律没收。想想真是无语了。象我们这样的外地人，在东莞买摩托车是不能上本地牌照的。但若我们回家上了家里的牌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