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奋与沮丧交织的赵昺在次日还是召见了刑部尚书邓文原与大理寺卿龚行卿，详细询问了大宋的司法系统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方式，并听取了他们对于重建司法系统的意见。而现在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在于国乱之后，有过律法和敕书或丧失或被蒙元掳走，使得判案没有依据，裁判标准不一；另一方面，则是缺乏合格的执法官员，现在后继无人，尤其是地方所的管理，与地方配合迅速清理驿道，修复被毁的路桥，保证救灾物资的调运。
退朝之后，赵昺的心情不免沉重，这只是一场大雪就造成京畿地区上万人受灾，这虽然过去江南冬季少有大雪，因而准备不足有关，但也说明朝廷的救灾制度性的缺失。而以他所知，历史上的元朝就是因为灾害频发，每每三两年就会有大的水灾及蝗灾发生，而元廷救灾无力导致民变不断，严重的削弱了其的统治，最终一场黄河大水引爆了元末的农民大起义。
赵昺之所以在北伐形势大好的情况下断然结束战争，其实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当前朝廷的财政一直吃紧，一旦有大的灾害亦无力救灾，从而引起民乱，那时天灾人祸同时发生，弄不好就走向亡国。因而他结束北伐，就是欲与民有休养生息，缓解两者间的对立，也为朝廷积蓄力量赢得时间。
同时将灾害最为严重的黄淮地区甩给蒙元，那里就如一颗不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元廷但有天灾发生，元廷要维持稳定，就必须赈灾，就会逐渐耗尽其老本，无力再威胁江南；若是不救，就是天灾人祸齐至，民心尽丧，也就是再次北伐的时机……
“王德将园中的雪清理了吧！”赵昺回返内廷，对眼前的雪景已然兴致索然，对王德道。
“官家，天气寒冷，这雪还能保留两天，不若日后再……”王德见陛下今日心情沉重，想着留着这雪也能让小皇帝能借此放松下心情。
“不必了，一场大雪仅京畿地区就有上万人受灾，上百人冻死街头，朕身为一国之君十分惭愧，若还有闲心逸致赏雪，岂不是与昏君无异了。”赵昺叹口气道。
“官家宅心仁厚，心系天下众生，实是大宋亿万百姓之福！”王德听了赞道，挥手让人吩咐宫中杂役清理积雪。
回到淡泊阁已经是午时过，赵昺心中有事胡乱吃了几口饭，便开始批阅今日的奏章。而想到国家初定，需要做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可自己又分身乏术，不免有些焦躁，又觉身心俱疲。连喝了几杯热茶才逐渐平复了心情，尽管国事千头万绪总要一件件处理，急也是急不来的。但是受此影响，他还是一时难以摆脱沉重的心境，不免分神想着赈灾之事。
赵昺知道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建立“国家福利体系”的自觉，周礼中记录的“保息六政”（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春秋时管仲在齐国推行的“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大约便是最早的福利政策记载。
不过，国家福利成为系统性的制度，则完成于两宋时期。宋朝福利制度之发达，不但远超前代，而且之后的王朝也远远不及，是一套覆盖了“从摇篮到坟墓”、囊括了“生老病死”的救济体系。当然，宋政府搞的不是全民福利，政府救济的对象只是贫民阶层。
宋政府按照居民的家庭财产多寡，将全国人口划分为不同户等，户等既是确定人户税额的依据，也是国家划定救济对象的参考标准，比如南宋时规定，乡村五等户、城市七等户以下的家庭，如果有婴儿出生，又无力赡养，政府即给予四千文钱的补助。
实际上宋代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却是在崇宁年间，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历史上著名昏君徽宗赵佶及奸相蔡京两人搞起来的。徽宗为宋朝民众提供的“慈善福利事业”，主要是为穷人、残疾人和病人提供慈善福利，然后创办了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三大前代未有的福利机构。具体来说：
（1）居养院提供的是基本生活保障。该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向那些无法维持自身生计的人提供食品、衣服和住处，尤其是没有成年子女的寡妇和鳏夫，以及孤儿和弃儿”。按当时的规定，成人每人每天可以领取升米，儿童减半，每天还有十钱的小额现金，冬天每天有五钱的取暖费。
（2）安济坊提供的是基本医疗保障。该机构相当于一种为穷人设置的治病医院，安济坊的管理条例“要求医师记录他们收治病人的数量，以及死亡人数，并基于这些记录信息奖赏和提拔那些最成功的官员，例如，一名每年收留五百至一千名病人且病人死亡率不高于两成的官员，每年可以获得五十贯的奖励。”同时，该机构收容隔离病人，也有防范瘟疫蔓延的功能。
（3）漏泽园旨在为城市贫民提供安葬之地，也就是公墓。安葬对象包括：死后无钱、无葬地、无亲人的贫穷百姓；暴露野外的枯骨；客死他乡者的灵柩；死亡多年且无亲属者；不知姓名的死者；死亡的乞丐等。政府安排人员免费收集尸体和遗骸进行统一安葬，目的是为了不出现疾病瘟疫、抛尸荒野，同时体现政府恤民和皇帝“悯”。所以，漏泽园是国家的殡葬福利制度，也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一种仁政。
赵昺记的徽宗和蔡京这些仁政在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