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云对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一直都很向往，作为一名穿越时代的人士，他深刻的理解深圳在其后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怎样的辉煌和巨变。
限于内地政策的飘摇不定以及国企之间的资源壁垒，段云很难在周边找到合适的代工厂，无奈之下只能将目光放在远在千里之外的深圳。
深圳特区的开放，显示了那个年代领导人的胆魄和智慧。
在1979年的时候，深圳还无非只是一个小渔村，当初他叫做宝安县，1979年3月化作深圳市，1980年8月国家在深圳开设财经特区。
在1984年的时候，深圳特区电子类产品的工厂主要集中在当时的深圳郊区，也就是今日的上部一带开发轻工业小区。
在华强北进入开发时，其中一件首要做的事情就是拆除碉堡，1979年以前在边防第1线深圳，边防军和当地民兵老百姓一起修筑了大量的军事同事，有纵横交错的防御通道，有钢筋水泥的堡垒，而在不到两年之后，这里的大部分防御公司都已经被拆平，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新建的厂房。
虽然说那个时候的深圳政策上的优势很大，中央也给予了足够的自主权，但实际上在深圳特区成立之初，想在这里办私营企业也是有一定门槛的。
彼时的国内私营企业，无论是技术资金还是人才方面，都非常的匮乏，绝大部分根本无法通过审查，所以最先进入特区的其实是一些国企和科研院校的单位。
深圳上步轻工小区建立之后，电子工业部，兵器部航空局进驻了一大批“华”字头的电子企业，诸如爱华，金华，华发，振华，华联……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华强北是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加工基地，中国的第1台国产双卡收录机就诞生在这里。
这个时期的深圳电子厂还主要以代工为主的“三来一补”企业，“三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而“一补”是指补偿贸易，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尝试性的创立的一种企业合作贸易形式。
“三来一补”的出现主要跟改革开放初期地方缺乏资金技术和技术人员有关，但到了80年代后期的时候“三来一补”企业比例不断下降，并逐渐被“三资”取代。
当时这些“华”字头的电子企业客商几乎全部来自于香港，代工生产一些低端的电子产品和玩具，然后通过罗湖和蛇口港，出口到香港以及其他国家。
除了这些“华”字头的电子厂，还有一些就是港商开办的电子厂，这些电子厂用的都是香港那边淘汰下来的就是机器，一般是做定向加工的，不对外代工。
李国胜来到深圳实地考察之后，几乎把当地规模稍大的电子厂都转了个遍，最终选择了电子工业部下属的金发电子厂作为合作代工厂。
通过电话段云和李国胜约定好在广州办事处碰头，然后一起前往深圳特区。
不过在前往深圳之前，李国胜告诉段云他还需要在当地派出所办理边防证。
80年代去深圳还要边防证，这也是段云之前没有想到的事情，但实际上也跟当年的国情和深圳的地理位置有关。
由于那个时候从深圳偷偷跑向香港的人很多，而当时驻守香港和深圳边境的边防部队有限，而深圳变成特区之后，打工者越来越多，为了能有效的杜绝这种偷偷过境行为，国家在这里设置了两条线，“一线”就是深港边境线，而二线则是特区管理线，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深圳特区管理线既是特区管理线，又是边境管理线，两线合一，称为“二线”。
当时办理一个进入深圳的边防证，需经过单位政审派出所核查，公安局办理三个程序，如果没有单位，还需要接到委员会审查申请，手续非常复杂。
不过好在段云之前一直担任劳动服务公司总经理，另外和厂区派出所，以及市公安局都有着非常好的合作关系，所以段云找到市公安局的杨局长后，只用了不到一个下午的时间，就将手续全部办完了。
拿上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段云又马不停蹄开车来到了火车站，买了一张前往广州的火车票。
考虑到到深圳后可能要和厂家签订合同，所以段云这次带上了厂里的营业执照公章和自己的户口本。
至于可能要交付定金的问题，段云则不需要另外准备，因为之前发往广州的那6000多套预售的音箱，大部分已经交付给客户，拿到了大量的回款。
根据李国胜向段云的汇报，目前已经回款大概将近200万，之前已经分好几批通过电汇，汇到了段云手中，而目前还有一批将近40万的货款在广州办事处的账户里，这笔钱应该足够段云支付前期代工的定金了。
回收的这笔资金大部分都用来偿还了之前银从银行的贷款，剩下的都是纯利润。
段云一台音箱利润在50~200左右，所以这批6000套音箱总利润达到了惊人的80万元，除去之前在央视打广告的60万费用之外，光是广东这批货段云就拿到了20多万元。
这还不算段云前段时间发往其他课堂那里的将近3000套音箱的订单，如果全部回款，段云开办电子厂两个多月，总共获利将会突破100万，一个月平均下来40多万利润，是以前开作坊的十几倍。
以往段云去南方的时候，总是喜欢带几个人过去，但这次只是单枪匹马，因为他身上并没有带太多的财物，而且到了广州之后会有李国胜和办事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