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生产队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归生产队集体所有。生产队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有权根据本队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编制生产计划，制定增产措施，指定经营管理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在完成向国家交售任务的条件下，有权按国家的政策规定，处理和出多余的农副产品。
报酬以“工分”形式体现，生产队根据当年社员所获工分多少进行分配。“工分”标准的制定各地大同小异，“工分”报酬为两种形式，即针对“普通农业劳动”的标准工作日报酬和针对农忙时节或特殊劳动项目的“定额报酬”。具体到每个劳动者（社员）的工分档次由生产队负责人会议核定，对负责人会议的核定出现异议则通过生产队组织的“社员大会”审定。
“普通劳动”指劳动强度不高，一般事务性的农业劳动。记分基准以每个“标准工作日”一个男壮年劳动力为最高，多定为10～12分，即有的生产队男壮年劳动力报酬定为10分，有的定为12分。以男壮年劳动力每标准工作日12分为例：
成年男性，男壮年劳动力12分；一般男性劳动力则定为9分～11分；成年女性，女性壮年劳动力为7～9分；一般女性劳动力（中年家庭妇女）为6～7分；学生，指高中或以下，利用周末或寒暑假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 。
高年级男性，健壮体力素质好，9～11分；其他6～9分；
高年级女性，健壮体力素质好，6～8分；其他为4～6分；
儿童，3分。
乔夏氏一共有四儿三女，加上乔博文和小弟乔林辉，乔家一共九口人，除去已嫁人的乔尙琴，乔家的真正能记入工分的劳动力只有五人。
乔建国正处壮年，却被纪全评为一般男性劳动力，工分也只给打10分，乔夏氏为一般女性劳动力，工分为7分，乔二、乔三一个十八、一个十六，工分只给6分，乔林辉双手算盘打的方圆百里无人能敌，被社员选为乔家村的会计，后又被纪全寻了个错从位置上给掳了下来，之后未婚妻退婚，他和他爹一样，是个博学多才却迂腐固执的读书人，被人这么冤枉，甚觉屈辱，一时想不开，郁积在身，病倒在床，一躺就是一年。
这点工分换来的粮食哪够一家八口吃喝的，还要省些下来给乔林辉治病，一时间愁死了乔博文，那时候挨穷挨饿的也不只他家一户，村里很多人受不了都出去要饭去了，他自小生活富足，虽家道中落，但家教和尊严都不允许他去做要饭花子，丢不起那人，也怕祖宗们被气的从坟墓跳出来----
实在没法，只能一家人勒紧裤腰带节衣缩食，乔夏氏带着孩子上山采野菜，那时候大家都很穷，野菜不够用，很多时候嫩芽刚冒就被摘走了，那饿劲赶得上长征二万五千里了。
一日，乔夏日病了，起不了床，乔博文没法只得带着老二老三上山摘野菜，跑了整个山头，就摘了一小把野菜，还不够乔尙香一人的嚼头呢！
那时正逢春令，后山的小树都抽芽了，绿油油、水嫩嫩的，乔博文想，反正都是野生的，野菜能吃，野树芽自然也能吃，便带着两孩子挨个树地掳芽子，扒嫩树皮----
下山时，被纪全撞见了，拉到大队里，当着一干社员的面给安了个扒社会主义树皮的罪名，面壁思过、写了检讨，这才放了出来。
回到家后，乔博文越想越冤，越想越气，再加上长期的挨饿受冻，刚进家门就昏了过去，人说病来如山倒，当夜发起了高烧，没撑过天亮就去了。
乔夏氏不满四十便守了寡，抱着乔博文好生地哭了一场，带着孩子们在邻居的帮忙下将丈夫葬了，头七过后，便将三小崽交给了小叔子照看，带着老二老三出去要饭了。
所以，这乔家跟王家算是世仇，如今纪全虽然去了，但他的儿孙们还尙在，现在的乔家村已经分割为四对，纪全的四儿子纪老四当了是四队的队长，乔荣诚被选为一队的队长，两人承继了上一代的恩怨，在村里相互比较，一队搞创收、四队就引进新品种，总之就是比着干，有竞争就有动力，倒真让他们拼出了点成绩，至少这两队的人均收入比另外两队高。
今年所属四队的富家盖楼房，纪老四吆喝着整个四队的精壮劳动力过来帮忙，好似盖的是自家房子般，上大梁那天，他特意秤了五斤糖块买了两串爆仗帮忙添彩。
今天故意当着乔建国的面拿说小舅子事，一来是为了炫耀，二来就是嘴欠想奚落挖苦一下乔建国那不务正业的小舅子。
乔建国吸了一口烟，淡笑着说，“也没赚啥大钱，就是给家里带回了台21寸的大彩电，还说要借钱给我盖房子，我拒绝了，跟他说有钱先把媳妇娶进门，余下的再帮我这个穷姐夫，”
纪老四怔了怔，不敢再张狂，假笑恭维道，“都买彩电了，看来真是赚大钱了，他去南方都做的啥买卖，怎么能赚这多钱，”
这时的农村，有黑白电视的都没几家，更何况彩电了，就连富家也只有一台十七寸的。
乔建国丢下手中的烟蒂，用脚尖碾了几下，不甚热络地笑了笑，“这我还真不清楚，”
“怎么，他还对你这个姐夫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