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意识说了一句，不可能吧。
那个人撇撇嘴，怎么不可能呀，他和一个男人搂搂抱抱，叫人撞见了，有一大帮人去闹，学校都差点给砸了。我一脸呆怔，不知应该作何反应，他有点失望，对我皱起眉头说，同性恋啊，会得艾滋的，多恶心啊。
是真的吗？是父亲吗？我不敢问，更不敢想。但不久江上客就在晚上放学后到学校门口堵我，急切地问我知不知道父亲的去向。
他吞吞吐吐，只是含糊地说他父亲又来找他，他不愿跟他父亲走，他父亲就想办法搞垮了他的事业。我告诉他父亲从没有回家，他“哦”一声，点了一根烟，熟练得完全像一个在社会上游刃有余的成熟男人，只是眼神中还透着失落与迷惘。
我对父亲的了解比江上客还少，因此也不能给出什么有用的建议。但我仍然未免感到气愤，指责江上客连累父亲，以至他不仅生计无着落，连声名都要受损。
我隐约猜到这段轶事中的另一个男主角是谁。我指望江上客能怒气冲冲地反驳我，告诉我不要听人乱讲，告诉我父亲完全是受人陷害，告诉我那些传言全是子虚乌有。可他只是默默听着，不做辩解，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腕上的手表。
我认出那正是他赠予父亲的那块，心头一悚，渐渐住了口。他合拢风衣，对我寂寥地笑笑，请我相信父亲，说他从来是个起身走入放学时川流不息的人群。我似乎看到他抬起手腕，近乎虔诚地闭起眼睛亲吻那只手表，但一眨眼的功夫他就消失在喧阗的人潮中。
后来在某个街角，我好像认出了父亲骑着自行车的背影。他蹬车的动作很费力，仅仅通过那佝偻起来的、苍老又沉默的脊背，我就能够想象到他蹙起的眉峰和紧绷的嘴角。当他逆着人群向前，在车流中艰难地挤出一道缝隙，我感觉连他破开的空气都折转而回，沉甸甸压在他的背上。
之后父亲不再寄钱来，江上客过年时也不再出现，但寄了些东西到我家。春天母亲又收到一张汇票，付款人是江上客，来自他读大学的城市。随后他来了封信，解释说那些钱是替父亲汇来的。我满十八岁之后，母亲连续几次把他汇来的钱按原址汇回，后来我们与他就再没有联系。
我考上的大学与江上客的母校在同一个城市。母亲叫我去探望江上客的母亲，我凭借些微记忆找到那家疗养院，无奈不知道那个女人的名字，只能对着家属名单一个个查。接待处的护士找到以江上客名字登记的病床，却告诉我那位病人两年多前就去世了。
大三时我放假回家，惊异地发现母亲憔悴了许多，而且饭量少得可怜。她和蔼地微笑，说年级大了消化不好。我坚持带她去医院，医生诊断出“胆囊癌晚期”时我当即崩溃，而她面容平静，怜爱地抚摸我的头发。
母亲不能上班了，事实上她虚弱得连毛巾都拧不动。我请了几个月假，陪她住在医院。起初她能躺在床上安详地与我聊天，像小时候一样紧紧拉着我的手，后来连睁眼的力气都没了。她开始水肿，细瘦的小腿粗了一圈，我为她按摩时留下的指痕大半天也消散不去。
我家的积蓄经不起如此的消耗。我有时产生幻觉，感觉吊瓶里滴滴流下的是母亲前半生的血汗，此时又悉数回归于她的血管之中。她从来不提放弃治疗一类的话，但我知道她并非幻想恢复健康，而只是不希望让我难过，我也总是面带笑容，与她一同畅想我们的明天，允诺要在大城市买栋大房子并接她来住，还要仰赖她为我照顾孩子。
我渐渐学会做饭，有时在清晨，趁她还没醒来，我跑去买一根大骨头回家炖上，中午再取到医院里，虽然母亲吃不下饭，它们大多进了我的肚子。我为她洗衣服、擦洗身体，给她读书，告诉她我在大学里学到了什么，得了什么奖，怎样受到了老师的赞扬，迫不及待地向她展示我所拥有的一切生活技能和未来的一切可能性。她明白我的意思，我多学会一道菜，她的目光中就多出一分平和与释然。
然而每逢深夜，当走廊的灯光勾勒出她侧脸凹陷的轮廓，我的眼泪就会倾泻而出。有一天我哭完之后坐在走廊里睡着，第二天被前来查房的医生叫醒，他委婉地提醒我要继续缴医药费和住院费——这里的医生和护士人很好，他们看我一个人不方便，经常来帮忙照顾母亲或扶她去卫生间，还为我募捐，即使现在走投无路，我也不愿意再麻烦他们了。
母亲不让我联系父亲。我实在不明白这种凌驾于生命之上的自尊心有何意义，和她大吵一架。她只是反反复复对我说，很多事我还不明白。
我瞒着她，从高中老师那里要来了江上客的电话，站在电话亭前忐忑不安地拨了出去。他很快就接了，我嗫嚅着，向他借钱，听见父亲在那边警醒地问是不是母亲出事了。
那一刻所有自欺欺人的侥幸都不攻自破，所有肮脏龌龊的谣言都不证自明，愤怒和委屈吞噬了我的全部理智，我狠狠扣上电话，蹲在地上泣不成声。街上行人熙攘往来，没有人愿意朝我这个方向恩赐哪怕一毫一厘的目光。
三天之后江上客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医院门口。我挣扎了片刻，还是接过了他手里的信封——穷人没有资格谈自尊。我把提前写好的欠条递给他，他看也不看，当场撕掉了。
我以母亲的健康状况为借口，婉拒了江上客的探视要求，也请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