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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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荣和郑东光顾过张丽姗女士的爱心出版社展台后，张女士的心绪一直就不佳，她像是在吃完了一份精致早餐后吞了一只苍蝇那样肠胃一直不舒服。她有点轻微的胃溃疡。于是她把展台交给了她的雇员，一位年轻英俊的先生，就出了展馆。
天空下着牛毛细雨，她沿书城展览大楼中间的路慢慢悠悠地逛着。那两边是卖服装、工艺品、书籍、快餐的小铺子，都是一些临时搭起的帐篷。她走进了一家快餐店，要了一杯热牛奶、一份汉堡包，来填充饥肠辘辘的肚子。她吃得极斯文，极慢，她要慢慢理一理自己的思绪，想一想刚才发生的事情。
简易的餐厅，客人来来去去，吃完一批走了，又来一批。服务小姐系着洁白的围裙不时端来一盘盘食物，又收走一摞摞脏餐具。
面却残留着长长的头发，直垂到耳际，这就有了几分风度；圆圆胖胖的脸上架着一副宽大的眼镜，平添了一点文质彬彬的样子。他是一位诗人，圈子里人称他为海诗人。海诗人的头衔很多，他的诗集出了十几本。他的诗写得清雅疏淡，明白如话，一点都不故弄玄虚，一点都不自高自大，一副平平常常的样子。他的诗有点像大陆汪国真的诗，但他的头衔显然比汪国真要显赫，不过这显赫显然又是他自**作或者是台湾某种势力运作的结果。不像台北的一些诗人写的一些诗文深奥难懂，聱牙绕口，像是上帝的语言，不像是人间的文字。
因了这平常，他却有了许许多多不平常的头衔：国际华文诗人联谊会会长、世界华人诗刊社社长、国际桂冠诗人、港台诗人协会副理事长等等。最使他走红大陆的是他在香港市政局文化娱乐管理处登记的那家香港海牛出版有限公司。当然他和大陆的扬子出版社社长邬历先生也是极要好的朋友。邬先生曾帮他推出那本薄薄的，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我的春天》。这本书在大陆倒是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因为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只印了1000册，却使他付出了3万人民币的代价，自然邬历也付出了一个书号。其中l万元送给邬历作为劳务费，也算是一种感情投资。而他的海牛出版有限公司却大大地走红大陆，以至于造成了一桩大案而使他在大陆大大地出了一番名。这名声虽然不大好，但是影响却遍及海内外，使他知名度大增，这也算是歪打正着。他因此很受台湾当局的欢迎，他荣获了当年度的海外文化工作奖，这奖是台湾海外文化工作委员会颁发的，自然官方色彩极浓。
张丽姗与他认识很偶然，也很必然。他们两人同一天参加“海外文化工作奖”的颁奖仪式。张女士的靓丽出众，使具有诗人情怀的海牛先生心头一热，随后就有点想入非非地想与之作倾心交谈。但张女士总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大家淑女风范，因而当时也只是保持着点头微笑式的礼尚往来。
但是那天台湾官方最权威的报纸却把他们两人的照片并排登在一起，像是一对老少夫妻那样。这就是缘分了。这缘分的加深和巩固应归于那次令人难忘的文人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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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有条重庆南路，是一条长长的书街，也是台湾最大的图书集散之地。书店一家连着一家，全部都是开架售书，数量丰富，品种齐全，门类繁多。这里有装潢典雅的书舍、书斋、书社。自然也有不少沿街出售的书报摊，那里自然又是一番景观，yin秽的、****的书刊也不少。倒是有点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味道。
张丽姗的台湾爱心出版社和海诗人的海牛出版有限公司便设在这里，都占有一个小小门面。张女士“爱心书屋”和海诗人的“海牛雅舍”中间隔着一家日本式的小小茶艺馆。这茶艺馆具有日本式建筑风格，两层小楼，仿唐大屋顶屋面，木结构门窗，廊沿下挂着一盏盏纸糊的小灯笼，夜幕降临，红灯闪闪烁烁。店名“三更鸡茶艺4馆”，有点中日合璧的味道。老板自然是日本占领台湾期间中日合璧式的混血儿。表演的茶道，名目日本式，实际还是台湾式的茶艺。因价格低廉，再加上其他一些意外服务，自然生意格外兴隆。
茶艺馆的名字起得怪怪的，也许这名字只是适合了某些有特殊癖好的男士和文艺家、诗人们怪怪的脾气。这里自然既成了文人骚客们寻求刺激的场所，又是文化雅集的首选之地。有时骚客和文人是不分家的，诗酒流返，携ji同饮，醉卧**楼，从诗界泰斗李白起就是千古雅事，在台北这个**业特别发达的地方，自然也不会引出什么大惊小怪的事儿来。骚客文人习以为常地、日复一日地沿续着自己****潇洒的生活方式，自由自在地放浪形骸，在女色和美酒的刺激中触发灵感，激起创作热情。
茶艺馆左邻右舍的男女主人都是在华文界有点名气的人物，自然遇有雅集也便成了这里的常客。这里的雅集是由有身分、有产业的诗界豪客、文坛巨子轮流作东的。遇有某诗人生日，某作家婚庆，大陆、香港某诗家来访，那些长得漂亮或者不够漂亮，手头阔绰或者不够阔绰，举止怪异或者不够怪异，行为潇洒或者不够潇洒的文人雅士就齐聚一堂，以茶会友，所费不多，却较为随意，陪茶小姐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价格公道，随心所欲。
一壶茶水，又可演变出许许多多千奇百怪的名堂来。雅士们相对品茗，或有主题，或无主题地闲扯，有时有人主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