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游学译编》、《浙江潮》等书递到了阿发的手里，他有些疑惑，随手翻了几页，抬起头询问道：“反对满清政府的？查理是革命党？”
查理宋见阿发只是疑惑和询问，却没有什么惊讶神情，便觉得大有希望，笑道：“这是朋友们要我印的，做生意嘛。再说，我是林肯的忠实信徒，觉得这些书挺不错。”
阿发似信非信地点了点头，微微一笑，调侃道：“印行禁书，必定发财，这大概是出版界的一条规律吧！”
“发财嘛，算是吧！”查理宋望着阿发，意味深长地说道：“那陈先生对革命党，革命，又是怎么看的呢？”
阿发想了想，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那查理怎么看国学和实用科学？革命是破而后立，还是只破不立，或者说是只会破不会立？革命是只需要鼓与呼的宣传家，还是也需要埋头苦干的工作者？”
这一连串的问题立刻让查理宋陷入了沉思。在当时的绝大多数革命者心里，几乎都有一个革命万能的认定。似乎推翻腐朽的满清政权，革命成功了，便一切问题都能解决。国家能独立强盛，民族能复兴升腾，百姓能安居乐业，革命似乎就是一剂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
但实际上呢，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独立要取决于多种因素。对一个社会形态的政治经济制度而言，革命是“新桃换旧符”，具有明显的质的突变；但对一个社会形态的物质基础、科学文化乃至人才发展而言，在新质基础上开始的新的飞跃却是离不开量的积累的。
换而言之，“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等，单拿出来自然是片面和狭隘的，但从总体上看，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独立强盛不可或缺的因素。光凭革命家的鼓动和宣传能够摆脱列强的压榨欺侮吗？没有长时间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方面的艰苦创业和艰苦的量的准备，革命固然能推翻一个旧社会，但新社会的形态又会是什么模样呢？
而阿发的问题看似简单，却隐含了这样的思想和判断。就象鲁迅先生说到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难道就因为从事的工作不同，做事的方法不同，而不把他们看成是新世纪复兴中华民族的脊梁？
而在中国古代，“革命”的意思很窄，只指改朝易姓。革是变，命是天命。这一词义，两三千年里都没有变化。
直到一八九零年前后，晚清王韬的《法国志略》才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语义的“革命”、“法国革命”。由于“革命”的现代用法初进中国时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以及这个字眼在本土原有的语义，使它从一开始就有两种色彩，一是暴力，二是正义。特别是后一点，使清政府只说“乱党”，“贼党”，“叛党”，而绝不愿使用“革命党”这样的虽然已经流传开来的字眼。
既然“革命”一词已经有了新的语义，那便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造反和叛乱，更不应只以排满和推翻清廷为最终目的。而且，革命未必是济世良方，建设也不是打家劫舍。
其实，阿发的思想还没有说得这么深，也没有理解得如此透，在查理宋听来也颇有些诡辩的意味。但阿发的态度也算是表明了，革命他不反对，但他搞实业、发展实用科学，也是革命的一项工作。也就是说，阿发起码暂时是不准备参与查理宋所希望的那种革命。
“若是要具体的理论，陈先生可以看看这个。”查理宋不想轻易放弃，从书中挑出一本递给阿发，赞扬道：“有农功，又有工功，还有铁路、机器，实乃是济世之作。”
阿发不好太拂查理宋的面子，便拿过来翻看着。显然，在他看来，上面所说的并不新鲜，什么广用机器、多开工厂，什么以农为经、以商为纬，什么大修铁路、四通八达……只要对列强国家的历史情况有所了解，写出这些并不是很难。
“其实，这就是职业革命家，或者说是政治家和实干家的区别。”阿发看得很快，因为很多内容并不需要仔细琢磨考虑，但他与查理宋看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是不同的，“这些东西是革命家或政治家写的，目标高远，前景乐观，却是鼓动和宣传。但要实现，却需要具体而细致的办法，需要各种职业和特长的实干家去艰苦奋斗。更重要的是，需要巨量的资金。请问，资金何来？”
“我不否认实干家的作用，但没有远大的理想，如何有前进的方向和动力？”查理宋很有些失望，因为没看见阿发欣喜若狂、拍案赞叹，但他依然耐着性子解释道：“革命需要北辰，现在已经有了，有志之士自然要追随他，支持他，拥护他，为最终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一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时代的特点，也就是思维模式和思想理论是不同的。阿发自然也不例外，最突出的表现则是尊重却不迷信权威。况且，所谓的革命的北辰的这些理论，对阿发来说既不新颖又不具体，缺乏吸引力。
“既然查理不否认实干家的作用，那我就先争取做其中之一吧！”阿发笑着说道：“争论是大可不必的，总有时间去证明谁对谁错。对了，今天我想与查理商量一件事情。简单地说，就是我想开家报馆，想请查理的华美印刷厂承揽印刷这一块。”
见阿发岔开了话题，查理宋也就不好再说下去。何况，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