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树快些，它们虽然长得不好看，但已经成型了，种他们我没花多少工夫。但花草很娇嫩，我们也还指望它们能开，阿诚简直不能更小心了。我们蹲在花坛边好久，才算给他们安好了家，扶着站起来的时候两个人都头昏眼花，一并跌坐在土里。
常言道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想这话不假的。我们都跌在土里，他却先去看有没有压到花草，哪里管我。我取笑他，他又不服，只说人比草木结实。
其实也不是的，那之后每年花都开，我们的松柏也一年长得比一年好，最后修剪他们成了大问题。本以为这些活总轮不到我头上，谁料到后来阿诚左肩不行了，万万抬不起来，早些时候受的伤老了全报应回来，倒成了我的事情。我嘴上说要叫花匠来收拾，心里却嫌他们粗手粗脚，最后还是自己弄。
之前我有个学生十分殷勤，人也勤快，总来替我们修剪花木。我疑心是他担忧自己博士论文过不去来讨好我，但他那论文写得也确实太差，我也就半公半私地多扣了他半年。半年后我放他过了，他居然还十分感激登门致谢，倒叫我这个额外扣他的人有些不好意思，只佯作慈祥地笑。
我开始带博士以来，每次学生到家里，他总找借口出去。有一次被撞见了，只好承认是我的弟弟。那个学生后来节日送花给我，就捎上他的名字。早知道我应当说他是我的先生，明教授和明先生，卡片上写的也好看些。
他没在学校里工作，怕惹人注意。他开了间画室，因为我不得不免了他的房租，所以他的收费比巴黎其他的画室便宜些，于是聚集了许多来巴黎留学的穷艺术生。这些艺术生努力，渐渐地在巴黎居然也有了一点微末的名气，便引来有些名头画家教他们，久而久之阿诚就隐身为这画室的明老板，偶尔只教小孩子画画。
这些穷艺术生都吃不起外头的饭菜，久而久之练得一手好厨艺。他们又来自天南海北，我们便很有口福。有个学生是上海来的，他和阿诚关系最好，总过来给我们烧饭。松鼠鳜鱼烧得特别好，和阿香是不相上下的。那天在花园里我们招待他喝下午茶， 听我们也是上海人，就问我们同上海的明家有什么关系。阿诚说：“就是同姓罢了。明家大少爷抠门得很，我可没见过。”
反了他了。
他瞧见我们的茶花，就接着说那十年明公馆被革命委员会征用了，茶花是资产阶级产物本来要被铲，上头又说之前明家建国前出过爱国资本家也出过烈士，不让动，但也没人照料，所以就剩松柏长得好。
我问他现在呢，他说前几年上海市政府给修缮了，租给制片厂拍片子用。
他后来囊中羞涩实在读不下去艺术了，阿诚借了他一笔钱，在巴黎开了中餐馆。开业那天，我和阿诚受邀前去，最后送了一盆我们养的茶花。他是真的挺高兴，觉得红茶花喜庆，放在包厢雅座里，我和阿诚每次去，他都带我们到那个房间去，摆上满满一大桌，说什么也不肯收钱。大约是味道好，他的生意十分火爆，两年多就攒够钱还给阿诚，我扫了一眼，他还计了利息，确实是个实在的人。但白吃了这许多饭，早就拿他当小友，阿诚劝他把钱留下来翻新一下，雇个帮手，把生意做大，不急着杀鸡取卵。他到底是个学艺术的，一时没想通这一层，阿诚只好哄他这钱算入股，以后赚了更多再分，他也听了。如今他算是个不大不小的老板了，儿子不愿意继承家业，倒愿意学画画，到我们家来写生过茶花。
他们上次来的时候，阿诚的腿已经不怎么好，跌了一跤起不来，我一个人弄不动他，他们帮我一起把人架到床上，我们也终于承认需要请一个护工了。护工是个意大利小伙子，有点懒，所以也不肯找什么正经工。原先在我同事的家里做花匠，推荐过来的，人长得漂亮，嘴也甜，很快就把基本的中文学得溜溜的，连上海话也能怪腔怪调地说几句。我们就没有换掉他，每天看他在跟前哼歌儿，伺候花草，我们也很开心。
他很细心，心肠也好。有些茶花也老了，再开不出花来。他自己去买了悄悄换掉了，换成同一颜色样子也差不多的，不叫我们知道。阿诚那天不同我说起，我都没注意，因为那些颜色我这已经看不清了。阿诚的眼睛比我好，肩膀却已经不行了。最近天气转凉，他也睡得不安稳。夜来我听见他的呼吸声，知道他很疼。他又忍着，显然不想叫我知道，我只好闭着眼睛装睡，没睡多久，他忽然叹了一口气：“你是不是已经醒了？”
我说我帮你揉揉，他就躺平了，将肩膀送我的手下。
都是老毛病了，是我之前那一枪留下的毛病。他的皮肤已经松弛，枪伤的痕迹也淡了许多，随着松弛老旧的皮肤一样褶皱起来。我摸他的肩头，我曾经吻过的骨肉亭匀的肩头，如今都瘦了许多了。那些惊心动魄也随着我们的血肉一起失去了光泽，如今只蜷伏在老旧躯壳的深处。
他那一跤跌得重，骨头很久没好。就坐着他的轮椅去花园里，意大利小伙子会送我们许多新鲜的茶花，一大捧，还带着露水，祝我们与阳光与松柏同在。
阳光与松柏也许能长久到千年万年，而人确非草木。
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本来记性都不太好了的阿诚忽然想起来，距离我们在小祠堂里化了那张合婚庚帖已经整整四十年。于是我们去那个上海学生开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