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想到会向他表白，闲来无事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内心情感写在日记里，所以对这一切钟副局长是不知情的。
在被问及钟副局长对她有没有越格言行时，她一改温文尔雅的表达方式，表现出小小的愤怒：“钟副局长为人正派，全局谁不知道？怎么会对我一个初来乍到的小文书动歪心思！”
这边钟树林也接受了审查，是在他副局长的办公室里，两名民警态度挺和气。钟树林起身给他们分别倒了杯水，自己则点起了一支烟，他平时很少吸烟，桌上放的一盒烟多半是用来招待访客的。
一个高个子民警说：“知道钟副局长工作挺忙，我们也不多打扰您，就是想了解一下昨晚有没有看见办公室的文书邹静之来局里收电报。”
钟树林在玻璃烟缸里灭了烟，慢条斯理地说：“我昨晚写完材料就回家了，根本没注意邹文书有没有在局里收电报。怎么，出啥事儿了吗？”
民警说没看见就算了，他爱人报的警，说她昨晚没回家。
钟树林说也许是来收电报了，我忙着写材料没有注意到。
最后，公安部门得出了这样的审查结论：文化局办公室文书邹静之，性别女，家庭出身地主。因为长期放松对自己的世界观改造，思想极度腐朽糜烂，自作多情地暗恋文化局副局长钟树林，并写日记玷污钟副局长名声，败坏了文化局的崇高形象。钟树林同志一身正气，对邹静之的阴暗心理毫不觉察，被这样一个腐化堕落的地主小姐辱没了名节，是本事件的最大受害者。
不久，邹静之勾引钟副局长的事就在文化局不胫而走，并一点点扩散开来。局里一些女人在背后议论说，看着这个邹静之文文静静老老实实的，终究是改不了地主小姐的秉性，还惦着勾引咱们钟副局长，也不搬镜子照照自己啥出身什么德行！
邹静之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自然也不能留在文化局工作了，又回到了以前工作的第三中学，教师也做不成了，只能在收发室分分报纸收收信件，又像以前那样沉默寡言低眉顺眼。女教师们谁都不愿意和这个背负着生活作风问题的女人来往，仿佛她身上沾着什么脏东西，她也敏感地觉察到背后的人都在对她指指点点。
不久后，她就与丈夫马洪光办了离婚手续，因为两人没有孩子，所以离婚倒也办得干净利索。
这件事过后，钟树林像变了个了人。他一头扎进工作中，晚上常常在钟山熟睡后才回家，早晨又在他还未起床时就离开家。偶尔早回来那么一天，也像初冬园田地里霜打的茄子一般，垂头丧气的，和妻子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也不再逗钟山玩耍，手风琴已经好久不拉了，放在衣柜顶上落满了灰尘。家里比过去更加冷清。
☆、第十九章全子丧母
上初中后，钟山和全子、柱子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三人整天摽在一块儿，上学互相喊着一起走，放学就在胡同里玩撞拐子、打洋铁盒、推铁圈这些属于男孩子的游戏。
全子13岁那年秋天，他妈去世了，得的是肺癌，发现时就已经是晚期了，活了不到三个月就撒手人世。
这个时候，全子爸已经在革命群众监督下恢复了外科医生的工作，每周要有三天值夜班，家里，就只有16岁的哥哥吴尚满、13岁的吴尚全和12岁的弟弟吴艳红。全子爸妈极想要一个女孩子，生了三个都是小子，索性给老三取了个女孩儿名，就当女孩儿养着，五六岁的时候还扎小辫子穿花衣裳，上学后才把头发剪短了，“假丫头”的外号却剪不掉了。母亲活着的时候，全子哥仨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在这一片居民区里，除了钟山，哥仨吃的穿的用的没人能比。母亲过世后，兄弟三个像断了藤的三个苦命的瓜，从幸福的巅峰跌到了苦难的谷底。
全子爸吴友文是市立医院有名的外科“一把刀”，全子妈的手术就是他亲手做的。全子妈死后，钟山和全子偷听过柱子妈等几个女街坊私底下议论：“下辈子千万不要找大夫做男人，那心歹毒着呢，杀人不见血。就说那姓吴的，‘一把刀’是浪得虚名么？怎么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活？听说他在医院早有了相好的，俩人儿都睡一块儿好几年了，那女人是个护士，脸凶凶的，扎针贼疼，长得人高马大的，像个大洋马，偏偏她还姓马。”又说，“吴大夫他爹当年就是祖传的老中医，一服药就要了原配夫人的命，又娶了个妓院里的窑姐儿，真是有什么爹就有什么儿啊！”
钟山听着后背凉嗖嗖的，那段时间他刚看过电影《闪闪的红星》，怎么看胖胖的吴大夫都像电影里的胡汉山，越想越害怕，在巷口看见吴大夫都远远地绕开走，更不敢上前说话，觉得他的手术刀会随时要了他的小命。
后来，钟山不必害怕了，不到半年工夫，吴大夫就再婚了，娶的正是医院里的马护士。马护士是个32岁的大姑娘，白白胖胖高高的。她说不介意吴大夫成份高年纪大，就是不愿意和他三个儿子一起生活，她说他们应该有自己的孩子，过只属于他们自己的小日子。
结婚后，吴大夫就搬出去和马护士一起住了。这边，全子哥仨拿着父亲每月支付的30元生活费，过上了没爹没妈的日子，买粮